:【散文】我的矿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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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矿山时，还有一些薄薄的信笺，带着淡淡的樱花的香气，飘落在杨晓波颤抖的手里，后来就如桃花凋谢般悄无声息了。杨晓波给我看女孩的最后一封信时，我只记住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不知道世间有多少情人，曾经用古人留下温柔的刀片，切断了几多不现实的爱情。后来我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就已经觉得路遥对所有善良的人撒了一个谎，这个谎把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善良人的意淫。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下铺有节奏的晃动摇醒，发现杨晓波趴在床上拿着那个女孩的照片做类似于俯卧撑的动作。被我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和她好了三年，只摸过一次那个女孩的手，跟棉花似的，骨头都酥了。杨晓波性格里不是一个放得开的人，那以后更加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在深夜里悄悄地流泪。他用更多的时间翻看枕边的《人生》，那把挂在墙上曾给那个女孩带去过甜蜜的吉他已经很少再弹起。那年冬天杨晓波去井下当班，在清理掌子面时，一块石头砸在小腿上，造成粉碎性骨折，矿里给了三万元工伤补偿。杨晓波离开矿山回农村老家时，我帮他把吉他和他的那本《人生》拿到车上，因为他的手腾不出来拿更多的东西，他细长的手指需要扶住腋下不仅要支撑他的身体还要承受他以后将更加沉重生活的那副拐杖。
夏日里，井下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一位年轻的工友在清理哑炮时被突然炸响。死神又拿走了一个生命。死亡好像一团巨大的黑雾，始终笼罩在我的头顶。我每天都想逃离井下，我知道，只有用心中的那支笔去打开头顶的黑暗，哪怕仅仅是划出一线微弱的光亮。我把白天抱着凿岩机的手，晚上洗一洗用来写诗。我坚持在虚弱的纸张上搭建盛大的天空，建构光明的未来与梦想。我和另外几个诗友创办了矿山诗社，每个星期准时出版一份油印的诗刊，我口袋里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忧伤随时会将这个本子涂满，有时我们的油印小报上整版整版的篇幅都是我的诗歌。我将每期的小报亲手送达机关大楼的各个科室，我希望自己忧伤的诗句能打动那些掌握着我命运的人。然而，我听到的是脆弱的拍打声被一扇扇面无表情的门，冷静地关在机关大楼里。
我们这些被忽略的鸟，开始去寻找他乡茂盛的叶片。我们带着诗歌去县城和当地诗歌爱好者联谊和交流，数股小型游击队会合逐渐壮大，激情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无限放大，诗意似乎暂时得到了更好的安放。那些真正脱离了地下的日子阳光灿烂，我开始有诗歌和散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我把这些短小的作品精心地剪辑在一本集邮册里，我希望这些单薄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变成一级级的楼梯，一直通到井上铺满阳光的地面，通到行政大楼写字台的办公桌上，我可以每天上班去锅炉房打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
有人说：男人是诗歌的强盗，女人是诗歌的俘虏。可我却觉得：诗歌是青春期的冲锋枪，多情的子弹能击中几十里之外的姑娘。有一次，我去县一中拜访一位诗友，经过一间开着门的教室时，发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在给学生朗读课文，黄鹂鸟般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那是1990年的夏天，时至今日，仍在记忆的河里漂浮，波光粼粼。从那以后我评判漂亮女人的第一标准，就是必须具有甜美的音色。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曾经在一次诗会上见到过她，纤巧灵动的腰身，水墨笔画的长腿，眼睛里有一层看不见的雾气，朦胧的电光闪过，击中的是一颗近距离对视男人的心。她也发现了我，她对学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出来领我去找那位诗友，似乎是天意，那个老师不在，她有些羞涩又有些兴奋地请我去她的宿舍。在她的宿舍里，我发现了刚出的一期《诗刊》上，我的整版的诗歌正幸福地摊在她整洁干净的办公桌上，可能正在读或者已经读完还没收起，看得出，她正被那些煽情的文字甜蜜地麻醉，她却一无所知。韩寒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理想是做一个作家和记者，那时候能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女生们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女生们都不中意这些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传统不断被颠覆，一些文化还没沉淀就已经被冲走，在这样的动荡中，写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去表达，让作品不再有现实的遗憾。
我似乎找到了暂时逃避现实的出口。她是江西师大附中实习的学生，课程不多。我一有机会就去附中找她，用自行车驮着她去马路上狂奔，我不时地让脚下的自行车飞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肯用双手搂住我的腰，将并不完全属于她的上半身贴在我迷醉晕眩的后背上。她骑自行车的样子更像中学生，我骑累的时候，她会暂时挪用一下我手中的车把。她上车的动作在一些八十年代的经典电影中呈现：左脚踏在脚蹬上滑行，右脚在地面上助跑，飞行前的加速度使她的裙子向后飘起来，人也在飞行的前奏中一下飘远了。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咯咯笑着又飘了回来，轻盈得如同线握在我手中的一叶风筝。那是一段永远不愿结束的幸福的飞翔，路的尽头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甜蜜的飞行。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那个夏天游遍了方圆二十公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
刚来矿山时，还有一些薄薄的信笺，带着淡淡的樱花的香气，飘落在杨晓波颤抖的手里，后来就如桃花凋谢般悄无声息了。杨晓波给我看女孩的最后一封信时，我只记住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不知道世间有多少情人，曾经用古人留下温柔的刀片，切断了几多不现实的爱情。后来我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就已经觉得路遥对所有善良的人撒了一个谎，这个谎把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善良人的意淫。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下铺有节奏的晃动摇醒，发现杨晓波趴在床上拿着那个女孩的照片做类似于俯卧撑的动作。被我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和她好了三年，只摸过一次那个女孩的手，跟棉花似的，骨头都酥了。杨晓波性格里不是一个放得开的人，那以后更加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在深夜里悄悄地流泪。他用更多的时间翻看枕边的《人生》，那把挂在墙上曾给那个女孩带去过甜蜜的吉他已经很少再弹起。那年冬天杨晓波去井下当班，在清理掌子面时，一块石头砸在小腿上，造成粉碎性骨折，矿里给了三万元工伤补偿。杨晓波离开矿山回农村老家时，我帮他把吉他和他的那本《人生》拿到车上，因为他的手腾不出来拿更多的东西，他细长的手指需要扶住腋下不仅要支撑他的身体还要承受他以后将更加沉重生活的那副拐杖。
夏日里，井下又有一起事故发生。一位年轻的工友在清理哑炮时被突然炸响。死神又拿走了一个生命。死亡好像一团巨大的黑雾，始终笼罩在我的头顶。我每天都想逃离井下，我知道，只有用心中的那支笔去打开头顶的黑暗，哪怕仅仅是划出一线微弱的光亮。我把白天抱着凿岩机的手，晚上洗一洗用来写诗。我坚持在虚弱的纸张上搭建盛大的天空，建构光明的未来与梦想。我和另外几个诗友创办了矿山诗社，每个星期准时出版一份油印的诗刊，我口袋里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忧伤随时会将这个本子涂满，有时我们的油印小报上整版整版的篇幅都是我的诗歌。我将每期的小报亲手送达机关大楼的各个科室，我希望自己忧伤的诗句能打动那些掌握着我命运的人。然而，我听到的是脆弱的拍打声被一扇扇面无表情的门，冷静地关在机关大楼里。
我们这些被忽略的鸟，开始去寻找他乡茂盛的叶片。我们带着诗歌去县城和当地诗歌爱好者联谊和交流，数股小型游击队会合逐渐壮大，激情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无限放大，诗意似乎暂时得到了更好的安放。那些真正脱离了地下的日子阳光灿烂，我开始有诗歌和散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我把这些短小的作品精心地剪辑在一本集邮册里，我希望这些单薄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变成一级级的楼梯，一直通到井上铺满阳光的地面，通到行政大楼写字台的办公桌上，我可以每天上班去锅炉房打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
有人说：男人是诗歌的强盗，女人是诗歌的俘虏。可我却觉得：诗歌是青春期的冲锋枪，多情的子弹能击中几十里之外的姑娘。有一次，我去县一中拜访一位诗友，经过一间开着门的教室时，发现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在给学生朗读课文，黄鹂鸟般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那是1990年的夏天，时至今日，仍在记忆的河里漂浮，波光粼粼。从那以后我评判漂亮女人的第一标准，就是必须具有甜美的音色。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曾经在一次诗会上见到过她，纤巧灵动的腰身，水墨笔画的长腿，眼睛里有一层看不见的雾气，朦胧的电光闪过，击中的是一颗近距离对视男人的心。她也发现了我，她对学生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出来领我去找那位诗友，似乎是天意，那个老师不在，她有些羞涩又有些兴奋地请我去她的宿舍。在她的宿舍里，我发现了刚出的一期《诗刊》上，我的整版的诗歌正幸福地摊在她整洁干净的办公桌上，可能正在读或者已经读完还没收起，看得出，她正被那些煽情的文字甜蜜地麻醉，她却一无所知。韩寒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理想是做一个作家和记者，那时候能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女生们都被迷倒了。你看看现在，女生们都不中意这些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传统不断被颠覆，一些文化还没沉淀就已经被冲走，在这样的动荡中，写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去表达，让作品不再有现实的遗憾。
我似乎找到了暂时逃避现实的出口。她是江西师大附中实习的学生，课程不多。我一有机会就去附中找她，用自行车驮着她去马路上狂奔，我不时地让脚下的自行车飞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肯用双手搂住我的腰，将并不完全属于她的上半身贴在我迷醉晕眩的后背上。她骑自行车的样子更像中学生，我骑累的时候，她会暂时挪用一下我手中的车把。她上车的动作在一些八十年代的经典电影中呈现：左脚踏在脚蹬上滑行，右脚在地面上助跑，飞行前的加速度使她的裙子向后飘起来，人也在飞行的前奏中一下飘远了。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咯咯笑着又飘了回来，轻盈得如同线握在我手中的一叶风筝。那是一段永远不愿结束的幸福的飞翔，路的尽头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甜蜜的飞行。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那个夏天游遍了方圆二十公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