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寒是凛冽的酒

  贫寒是凛冽的酒

  文/王磊

  我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很早很早就会有军号响起。冬季天黑,恍惚会觉得每一次响号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起来,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

  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味,就是我在14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一千米跑,中考也会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快点。

  那时候穿的是双星跑鞋,英文名叫Double Star。我第一次听说Double Star的时候以为是Nike之类的名牌,但翻译过来才知道就是双星。那时候男生都穿双星吧,班上只有那么几个总能穿名牌鞋的,上课的时候会把脚撑得很远,裤腿也会撸得比旁人要高。他们那几个的坐姿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那么崴着坐,现在想想大约就是那样的原因。在那些街灯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是只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脚步。很多年以后,我在那么多的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得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压注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一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抛弃县城的优渥,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上学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在夜里得知后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夹烟的手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父母是在我小学毕业时带我来北京玩,玩了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那人说两千。所以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父亲的工资当时才八百。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里挤,虽然说那时是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还是震动乡县,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解释。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晚上呵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两百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就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也总后悔说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

  其实就是死鱼又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去年看《女人四十》,上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使劲拍了那鱼。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听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的泥鳅。母亲买回泥鳅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每次见着都可以买,晒干了就存在瓶子里慢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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