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外交策略》：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

  面临决断时，他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众多的人口、高度繁荣的经济、有序的财政等）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尽管拿破仑细心研读呈递到自己面前的材料和报告，工作勤勉，但他几乎不再征求同僚们的意见。他的每项决定都伴随着连珠炮似的命令和训诫，有时则是“刚出炉”的口述。因此，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 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 年 3 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 — 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不管怎么说， 他再也不是 “后补部长” 了 （瓦雷斯杰尔）。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 “叛徒” ， 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 “暴君” ，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1807 年 6 月～ 1811 年 4 月）。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 但他还是被马雷 （1811年 4 月～ 1813 年 11 月）所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 法国同沙皇断交。 1813年秋天， 经历俄国战场 “可怕的大灾难”（玛丽 - 皮埃尔.雷），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年宪法第 58 条）。共和十三年宪法第 50 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 — 必须表示赞同 — 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举世闻名。 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