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相面术改变的命运

　　但在那些与相面术有关的故事中，最令人惊讶的，也许是这些飘渺的观念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比如在1831年的那个冬日，眼看达尔文就要被船长赶下船去了。

　　就在这全人类与进化论几乎要擦肩而过的瞬间，达尔文的饱满的额头入了船长的法眼。

　　这也许足以让许多科普作家捶胸顿足：打败“鼻子长得不吉利”这种念头的并非更靠谱的观念，反倒是一个更“吉利”的大额头。不管怎样，达尔文被额头拯救，获得船长恩准开始环球博物考察，写出一本把虔诚的基督徒船长气得鼻孔冒烟的《物种起源》;西方相面术不断升级换代，逐渐成为心理学和医学研究者们时不时拾掇一下的话题（比如研究一下脸庞宽的男性是不是雄性激素更高）。而如今这个时代，还有被相面术影响人生的人吗？

　　就在农历羊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写了十年历史小说的作家马伯庸突然就追根究底了一回“为啥大家都说属羊的人命不好”？

　　顺着古书一路找下去，他得出的结论居然与西方相面术撞到了一起：汉朝时羊还是吉祥的象征;在明代，原本是相书上记载的类似“眼睛像羊的女子命不好”之类的观念，不知怎地以讹传讹，成了“属羊的女人命不好”;再传下去，就成了“十羊九不全，一人坐殿前”了。

　　也差不多在春节时，几家外媒也都注意到了：为了避免生下“羊宝宝”，中国医院里孕妇们扎堆等着提前剖腹，甚至咨询流产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南京妇幼保健院此前最高纪录是在龙年的19123例分娩，而马年这一纪录则被刷新到了两万多例。

　　想想这浩瀚的一大群人，所有奔波的缘起，就是一千多年前某本相术书上的一句“羊睛四白定孤孀”。

　　现在回看历史，在登上“贝格尔号”之初，达尔文面对的审视似乎有些荒唐。可仔细想想，我们距离那时，又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