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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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稀之年的程笃患肝癌，已到晚期，4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或是坐在病房的走廊里守候，或是应主治大夫霍祺的邀请到办公室谈先生的病情。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即便医生、护士进去，也要重新换上净化过的衣服，以免把细菌带入。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插着氧气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导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保障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程奋每次碰见郑波，总是一拱手，说：“辛苦我兄了。”
  郑波和主治大夫霍祺年纪相仿，霍祺不但医术高明，器识尤可贵，他坦言：“当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的病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程先生已是肝癌晚期，治不治都是半年上下与人世揖别，可我能对他的家属说吗？好在程老师是大学者，医疗费都是公家负担。有数据证明，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其一生的75%的医疗费是花在最后的治疗上。”